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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晖丨江青: 我的定心丸, 献给101岁生日的母亲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江青，1956年入北京舞蹈学校。1963年后在港台主演影片29部，获台湾电影最佳女主角金马奖。1970年赴美，在纽约创立江青舞蹈团，曾任香港舞蹈团首任艺术总监。任教于加州柏克莱大学、纽约亨特大学、瑞典舞蹈学院以及北京舞蹈学院。在世界各地进行舞台编导创作演出，包括纽约古根汉博物馆、大都会歌剧院、伦敦Old Vic剧场、瑞典皇家话剧院、维也纳人民歌剧院、柏林世界文化中心、北京国家大剧院、罗马歌剧院等。勤于笔耕，创作舞台和电影剧本，共出版著作八部。
原题
定心丸
作者：江青
母亲已过百岁了！活过了有历史、有故事、有晴雨风霜、有喜怒哀乐的年月，人生的阅历和历练造就了她的淡定、睿智、坚韧、容忍、大度……
我今年也七十七了，步入老年才意识到眼下我没有人生大计、也没有时间表，人生的甜酸苦辣也都尝试过了，目前想看的、想做的、想听的、想写的……都由兴致所致、随心所欲即兴决定。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有颗定心丸——我的母亲。
回想起来要从孩童时期述起：我五岁时由国润幼儿园直升国润小学一年级。国润是上海虹口区私立小学，创办人是我外公巫惟润，校长巫惠淑是巫家长女——我的母亲。母亲一直没有教过我班上的课，只有一学期她要给请产假的老师代课，在我班上教“自然”。学校的期终考试要到了，我拼命在家温习功课，晚上困倦得直打瞌睡。母亲就在灯下出第二天自然课的试题，她装着没看见我。
照顾我的姨婆（外婆的姐姐），看我熬夜熬得辛苦，就劝妈妈把试题先给我看一下，结果她不但不答应，反而对我说：“即使我给你看，你也不应当看。作弊是不诚实的行为，念书不是光为了分数，将来得益是自己的。”
第二天自然课期终考，我考了全班唯一的满分。班上同学怀疑我在考前作了弊，当面冷嘲、背后热讽，我是有理无处评，因为一评理就要我母亲作证。我无故受冤屈，只好请求母亲不要到我班上来教课，这点要求她也没答应，说：“只要自己行得正，不应当理会别人怎么想，问心无愧就好！”母亲要我心安理得，是记忆中最早咽下的定心丸。
作者（左一）和外婆戴廷佑（左二）、母亲巫惠淑(中后)、弟弟江山(中前) 、外公巫惟润（右二）、弟弟江秀，摄于1954年
1954年我八岁，外公被逮捕，母亲被罢免校长职务留校任教，左邻右舍以及同学，似乎都在议论，那种神秘的表情，压低的声音，指点的手势，对我是一种压力和羞辱。外公定罪“历史反革命”判十年监禁。上小学最后的两年，我尝尽了抬不起头、直不起腰，比旁人低几等的滋味。
回想十岁时， 我那么急切地要“逃”离我酷爱的上海去北京舞校住读，是因为“逃”可以使我甩掉那沾在我脸上的污点，抹掉那刻在我心上的疤痕，摆脱掉那令我感到羞辱的环境。在北京舞校的新环境中，我将又可以抬头、直腰，一身清白。为了我十岁要离家，召开了大家庭会议，在众口一词反对的情况下，母亲要我表态：“大家的意见她都听到了，还是看小青自己的意思决定罢。”我愧疚地低下头：“我要去北京。”“好！”母亲轻声的。
半年后1956年的初冬，母亲带着我两个弟弟到北京来看我，住了近一个月。那个月适逢北京举行“全国第一届民间表演艺术汇演”，各省的精英和各类形式的剧目，都琳琅满目地呈现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剧场中。舞校特意调配了学生的作息时间，好让我们观摩演出，我母亲也乐此不疲地趁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随着校车和我一起到各剧场中大饱眼福。
母亲离京不久，十分意外地我收到了她由香港发出的家信。信中语重心长地道出了促使她最终选择到香港定居的原委，并说她来京的原意是准备带我一起到香港与父亲团聚， 令她改变初衷的原因是觉得舞校教育环境使我独立，各方面都很健康，将来去留香港的问题应当由我自主决定。
1957年夏，作者与母亲在香港
将要迈进六十年代，我开始了舞校第四年的学习，那正是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我们吃得极简单，白菜汤和酱咸菜是主要副食品，粮食定量，主食大都吃杂粮，鱼肉很稀罕。我第一次尝到饿得慌的滋味，营养不良导致严重浮肿。母亲知道我吃苦头了，从香港定时寄些奶粉、砂糖之类的营养品，但我不想与众不同，断然拒绝。她揣摩出我的口是心非，照寄不误。收到后我也只敢在夜深人静熄灯后蒙在被中吃，饿极时可以一口气吞咽下一大罐拌了砂糖的奶粉，吃到恶心才住口。收到定时寄来的营养品成了“饿得慌”时期的定心丸。
我在《往时、往事、往思》书中，“两镜之间”一章中这样写：
作者（右二）在舞校一年级上芭蕾课
1963年，加入李翰祥导演成立的香港国联影业公司，编舞兼主演黄梅调影片《七仙女》，使我从此“入镜”，上了银幕。
第二部由我任女主角的黄梅调影片《状元及第》，仍由李翰祥执导。台北上映的头一天，打破了有史以来中外影片票房收入最高纪录。
江青（左一）和钮方雨主演的《状元及第》（1964年）剧照
“国联”后台是新加坡“国泰”机构。国泰想打铁趁热，邀我随《状》片去新、马地区登台演出以扩大声势。当我知悉李导演同意了国泰的计划后，十分恼火地去办公室找他，他面有难色，无奈“国联”经济上依赖“国泰”。最后，我向公司提出条件：母亲要随我同行，国泰马上同意了。有母亲同行“定心壮胆”，1965年底开始在新、马“南征北战”，七十五天的登台演出行程中，每到一地，全照惯例安排了影友俱乐部欢迎会、记者招待会……永远是同类、无聊、乏味的问题。
自小深知自救的重要，于是安排在演出中间和母亲一起游山玩水寻开心。后来在吉隆坡演出时，发现有一位很好的印度舞老师，在母亲鼓励下，立刻学起我以往没接触过的印度舞。对我，随片登台是一种时间浪费，如果能学些有趣而有益的知识也是一种补偿。每次学舞时，母亲在旁拍了许多照片，帮我记录下舞步和要领。
回想起来，好像这是我年轻时跟母亲日夜相处的最长一段愉悦时光。
登台结束回到台湾当年，或许是鬼使神差罢，我二十岁闪电结婚。父母在香港从媒体上得到号外消息后震惊不已。昏头胀脑的我竟然完全不作解释，只到第二年春天，产前三天，因为无钱付住院产费，只好匆忙回香港娘家。不记得当时怎么撒的谎，应当是推说投资做生意周转不灵，因为我后来几年，包括抵押父母房地产都是用同样的托词。在我危急之时父母没有多问一句话、一个字，送我到香港养和医院检查生产。产后我留在娘家坐月子，有母亲陪伴照顾当然心定，但当时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不敢吐露半点实情，避免父母伤心。
从小好强、要面子、任性，完全理想化的爱情婚姻观，让我吃足了苦，但为了孩子只得认命。痛苦的婚姻，繁重的家务，使我疲惫不堪。尤其是望不到头的债务——积压下来的赌债和欠下的片债，从结婚第一天起我没有过过一天不是负债的日子，当然必须承认“恶果”是自己渐渐栽培出来的。
1970年母亲知道我已正式签字分居，带着三岁儿子生活，就从香港到台湾来照顾我。结果，前任为了怕离婚的事实真相暴露，会毁坏他的名誉和事业，而挟持自己的儿子做人质，上演了那场自编、自导、自演、蓄意制造成由于第三者介入，导致婚姻破裂而轰动社会的绯闻。惊恐、苦涩、屈辱、心寒、绝望……我到了要完全崩溃的地步。为了不使自己被打得趴在地上，决定“逃”生——出镜、出境。走前父母惊异地发现，在我主演了二十九部影片之后，竟然没有能力购买一张赴美单程机票。
母亲日夜守护、开导我，但具体她讲了什么，完全不记得了，也许当时在极度沮丧中什么都听不进，隐约知道她去过俞大纲老师家寻求意见。后来俞大纲老师给我的信中提及：“你的妈妈也有信来，我尚未作复，我觉得你的妈妈真是个伟大的女性。”最令我不忍的是，眼见母亲由于压力、困扰、失眠，一天天消瘦下去，在我离开台湾前十天中，她的体重竟掉了三十磅。上机前对父母无限歉疚地说了我一辈子中对他们说的第一次“对不起”！
到了美国洛杉矶，从拥有事业、名誉、家庭、孩子，变为一文不名、一无所有……对这种滑落的幅度和速度，我心理上毫无准备，一下子便要面对滑落后残酷无情冷漠的现实。母亲每周给我写好几封长信，字里行间无尽的爱和理解尽在其中。一开始她劝我散散心就打道回府，一切从长计议，后来看我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，就开导鼓励我振作前行。
这些信就像一颗颗定心丸，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周日白天学英文，晚上和周末写有关“中国民族舞”，记录下舞校习舞经验，这样可以将我的时间和脑子填满。母亲接到我的信后没多久，我就开始收到她寄来的一本又一本、亲手抄写的可以找到的舞蹈资料，在手抄本中，她连许多舞姿图解以及舞蹈队形也照描了下来，每本书中都凝聚了母亲的关爱、心血和她的期望，在人生低谷时，对我的策励是难以衡量的。
1971年春天，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（CSULB)邀我作一场中国舞示范演出，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，她忙得比我更起劲，按照我的具体要求，找音乐资料、制作服装。我正在写的《中国民族舞》中的一些章节，此时也派上了用场，作节目介绍用。正是这场演出，我幸运地得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（UC Berkeley)的教职。
1973年春天，为搞创作和学习现代舞，我搬去了纽约，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舞蹈系半职工作，利用大学的舞蹈教室和学生，想在纽约开舞蹈发表会，得到了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支持。舞蹈晚会中的大部分节目是为纽约的首演编排的，共十位舞者。道具、服装都需要制作，母亲出钱出力在香港定制了一批，其他根据需要在纽约设计制作。从筹划到公演，用了半年时间。1973年11月7日，在有一千多座位的纽约市会堂公演时座无虚席。次日《纽约时报》等媒体，对演出评价甚高。本来我毫无自组舞团的计划，但现在似乎有水到渠成的趋势，于是决定成立“江青舞蹈团”。
租下了苏荷（SOHO）的旧仓库先作舞蹈工作室和家，后又改建成可以作表演用的实验小剧场。母亲为了支持我，经常由悉尼到纽约，还买了架缝纫机，从给演员量身，到一件件缝制演出服。写到这里，我仿佛可以看到她在灯下，缝纫机前的剪影。记得同条街上有家布料店，碎料非常便宜，我们经常进去淘宝。一天我在苏荷逛画廊，发现有一堆黑布料扔在制衣厂门口的人行道上，每幅至少有单人床单那样大，马上想到可废物利用做幕帘。于是赶紧回去拿推车，几次来回就将整堆布料推到了工作室。
母亲当时在纽约，就又借用了她那双巧手——几天之后的演出，舞台上整幅墙的大镜需要消失时，可用黑帘子拉上遮起来，另一端的白墙也是同样处理。这一来连舞台底幕全有了，况且还能有黑帘和白墙两色可选。加上灯光设施和观众席后，建成了可以容纳五十位观众的实验小剧场。实验演出训练了我能把作品的弊病看得更客观透彻些，给我在创作上壮了胆，短时间内编出了不少新作品。
俗话说：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。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找什么样的人托付终身，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经过几近荒谬的四年痛苦婚姻，匪夷所思的婚变，不想重蹈覆辙。1976年，她第一次看到比雷尔时，就夸奖比雷尔是个坦荡诚实的人。对他印象颇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：上海人称“毛脚女婿”，意思是手脚很勤快, 比雷尔主动帮忙家务，给我的工作室换灯泡、修桌椅，厨房里也跟我分工合作，丈母娘看这么勤快的男人，又把我宠成宝，当然细雨无声地欢喜。
母亲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懂得“看人”，她吿诫我：“看人不是要看他对你怎么样，重要的是要看他对亲人、朋友、同事，和周围其他的所有人怎么样。”
1984年秋天，我产期前一个月母亲来瑞典，产后又多呆了一阵子，汉宁满月后我们就搬到岛上去了，外婆看到外孙，“宝贝、宝贝”叫个不停，比雷尔学了这个中文昵称，也叫儿子“宝贝”。比雷尔喜欢大自然，在岛上忙着砍树劈柴、撒网捕鱼，正值那年松菇丰收，母亲每天欢天喜地地采摘，比雷尔忙着去伪存真，我们一起清理晾晒蘑菇，收渔网清理网和鱼，母亲也乐在其中，至今回想起来称得上是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光！
作者母亲在猞猁岛海钓
我的第一本书《往时、往事、往思》于1991年秋天出繁体中文版，那时我不会拼音打字，也不会用电脑，一路往下走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——“爬格子”。母亲不知道从哪里给我买到了打方格的稿纸，原因是我习惯手舞足蹈，写字也如此，很少人看得懂我龙飞凤舞的字迹，母亲想有格子可以约束我的坏习惯，但结果还是让人看得一头雾水。只有母亲看得懂我的字，所以帮我誊写，外加改正我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。书出版时近350页，我不断改写，重新调整段落，一遍又一遍，前后两年中，母亲不离不弃地反复誊写……没有怨言，只有勉励再勉励。
父亲于1994年秋天因脑溢血去世，之后母亲不想独自住在纽约皇后区森林小丘的独栋洋房中，商议后，小弟一家四口搬到森林小丘，母亲则搬来苏荷。当时汉宁开始在瑞典上学，我在纽约的“江青舞蹈团”已结束，开始了自由编导工作，因此我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瑞典。偌大的工作室改装成公寓，反而母亲是主人我们成了访客。父亲在世时，因为体力和不随和的个性，很少外出长途旅行，现在母亲可以自由行动出去看世界了。
比雷尔是个孝顺女婿，母亲也永远是我们姐弟四人的定心丸，长久以来她既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好像一块砖头，哪里有需要她就搬去哪里。我们有了任何旅行计划，都自然而然地包括母亲在内，一起游览了许多国家的城市：意大利、法国、西班牙、俄罗斯、奥地利、瑞士、阿根廷、南极，以及北欧各国、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景点。她随遇而安，对不同的风俗、景色都充满了好奇，对不同的食品也喜欢尝试，所以有母亲参加的旅行，大家都兴致盎然。我是个急性子，时常为了一点小事大惊小怪，比雷尔知道这最多是三分钟就会过去的风暴，总是笑而不语，或者说：“我要去你妈妈那里‘吿状’！”
2005年，丈母娘和女婿在敦煌
2008年秋天比雷尔辞世，母亲过于悲伤，无法来瑞典参加葬礼，弟弟们来了。我和比雷尔相识相守整整三十三年，坚实的大地塌陷了，一旦脚下悬空，顿时吊在半空晃晃悠悠地失去了方向。办完后事，我只身去了纽约，年底和母亲一起搬入了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公寓。当初为母亲挑这个公寓考虑是“三近”：近医院、近中国城、近老人会。老人会中有牌友，母亲怕得老年痴呆症，近年来，每天打几圈小麻将活动脑筋，午饭后她带份早上买的中文报纸回家慢慢看。虽有母亲相依为命，助我排忧解愁，但自知之明告诉我，必须去找一件具体而又值得的事去做，搞舞台新创作自知无心无力，左思右想的结果，似乎将旧作整理出版《艺坛拾片》是个比较切实的好主意。
2009年瑞典大地回春之际，我将写作相关材料一股脑儿搬到猞猁岛上，《艺坛拾片》基本上是那年初春至秋末期间在岛上完成。
那年夏天母亲不放心我长期独处，邀请了她的弟妹也就是我的阿姨舅舅们从美国到瑞典来住一阵。还是和几十年前在上海大家庭中一样，他们兄弟姊妹们少不了拌嘴，母亲永远是巫家长女，不停地调解，也让我忆起在上海童年时嘻哈打闹、热闹非凡的愉悦时光。
母女俩在葡萄牙Pena皇宫
2010年我们姐弟四人和母亲一起去西班牙巴塞罗纳度假，之后又上船去摩洛哥、马赛一带游玩，正在兴头上，接到纽约来的长途电话，说母亲在曼哈顿申请的老人公寓已经批准了，如过时不复信将予以取消。母亲喜出望外，我马上问：“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，你何时申请的？”“不记得了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互相迁就，能各自为政最舒服。”我无言以对。“不是吗？我们各自非常独立，也各自有自己的朋友圈，看的电视节目、作息时间、饮食习惯也不尽相同，真的长期住在一起，能行吗？”知女莫如母，原来母亲有先见之明，把我摸得透透的，这段分析说到了节骨眼上，也说到了我心眼上。不得不佩服母亲对人性、人生处境通透的理解。
从此我们各有了自己的窝，但距离不远，从我处去她东村的公寓搭地铁快捷，步行半小时就到了，母亲依然风雨无阻地每天去老人会打麻将，午饭后拿了报纸散步到我家坐一下、聊一会儿，有时约在中国城碰头，一起买菜、下馆子……似乎母女关系又进一步成了亦母亦友。
要感谢香港牛津出版社林道群先生，《艺坛拾片》出版后，我尝到了孤独面对的甘甜和对我的重要，从此我笔耕不断，发表文章也愈来愈多。文字创作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感和定力，而母亲永远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，她的反馈和嘉奖给了我莫大的动力。
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自爱自重、自食其力，为了写作“不求人”，我图强发奋，先学会了拼音输入又学会了使用电脑，到哪里带着电脑就可以写作了。纽约那边有高寿的母亲，瑞典这边有稚嫩的孙女，我时常做空中飞人，在瑞典、纽约穿梭，在两地享受不同的天伦之乐。
发现母亲在变老的路上，越来越将世事看淡、看开、看空，生活上依然依照不需要假他人之手的事，绝对自己动手，老是怕自己身体不好会拖累孩子们和周边的亲人，所以格外注重食品的健康、有规律的生活，锻炼和散步也是她每天不可少的运动。近年来她也一直处心积虑地在生活上做减法，一切不动声色地进行，譬如把衣物整理出来，分发给她认为合适或有需要的人；一些屋中的装饰纪念品也整理好分赠出去；绝对不添购家具；戴的耳环、手表、项链等等，是谁送的，她记得一清二楚要完璧归赵；自购的她就找理由送生日礼、圣诞礼、婚礼……一样样送出去。客厅和卧房中基本上就是挂了家人的照片。
遗憾的是空中飞人一下子飞不了了，2020年3月初我在罗马歌剧院排练《图兰朵》，由于意大利新冠疫情日渐嚣张，歌剧院在上演前一周突然宣布停排。两天后，我像一个泄气的皮球，除了护照和机票还在，钥匙、现金、信用卡等都不翼而飞，回到斯德哥尔摩，儿子在急诊室上班，只好向好友陈迈平求救，他先去医院拿钥匙，然后到机场接我。
一边忧心忡忡儿子在瑞典高风险一线工作的安危——瑞典实施佛系“不封锁”防疫政策，人均死亡率曾冠居全球，疫情一开始他就病了，只要不发烧，又得回医院继续工作。他不能跟我接触，令我在惊恐中无所适从。而大西洋的另一端，母亲在高风险年龄段，又居住在高风险的养老公寓中，老人会的所有活动一概停止，亲友也不许进出养老公寓探访她，每天跟母亲通电话，她重复同样的话：“我蛮好，你放心！汉宁怎么样？”
不料，二月中旬接到二弟江山打来的电话，语气极度焦躁不安：“妈妈完全有气无力，刚刚在浴室里摔了跤……你不要后悔啊，如果你再不回纽约来，万一有意外发生……”“啊！我立刻回纽约……”然而瑞典是重灾区，已经没有直飞纽约的班机，马上去指定核酸检测点，拿到阴性24小时的证明后，上网办登机手续时，才发现美国护照过期了。一番折腾后，于二月十八日顺利搭乘瑞士航空，在苏黎世转机赴纽约。
到纽约需要隔离，然后有了疫苗接种证明后才准许进养老公寓，当时要拿到打针的预约难于上青天，我四处托人，结果好友Tina日夜替我在网上搜索，终于看到在布鲁克林的偏远处，可预约三天后打疫苗。清晨等车去布鲁克林时，才发现疫情期间此路关闭，平时招手即来的出租车也停驶，又是Tina给我约到私家出租车。等待是最难耐的，与母亲明明是近在眼前，却无法见到，时间一刻如一年般缓慢。
母亲因为住在养老公寓，特殊照顾，上门打疫苗，所以我打第一针时她已经打完了第二针，身体完全没有不适。养老公寓查了我证件后放行，可以用“悲欣交集”来形容与母亲再相见那一刻的心情。
此后，每天我都去母亲家“请安”，烧点可口小菜带去，坐一坐聊聊家常。一段时间后，眼见她浮肿的腿渐渐消肿了，苍白的脸上开始泛出了光彩，笑容替代了愁眉苦脸，又可以扶着墙在走廊上慢慢来回走一走。每次我刚回到家就会接获母亲的电话，因为那段时间反亚裔言行猖狂，被辱挨揍的事件层出不穷，她生怕在路上会发生意外，所以老是催我天没黑就走，我平安抵达了她才放心。
日子过得淡泊宁静也极单纯，唯一的希望和目的是如何让母亲的身体康复。半年下来，她的健康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，逐渐解封后，也可以上附近馆子吃饭，在护理陪同下，有阳光时推着轮椅，可以到街边公园遛弯，去邻近超市买喜欢的食品，有一次她还给自己买了两件全棉T恤，眼见母亲又开始活得起劲啦！
余英时先生的太太淑平跟我隔三差五通电话，每次总是问：“定心丸怎么样啦？”那是她尊敬我母亲的昵称。她清楚地知道在我人生的每个节骨眼上，每次转身、换跑道，母亲的给予、付出、支持和无私的爱都是难以衡量的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：“我很幸运，无论我怎样‘胡作非为’，都会有位依然无条件爱我的母亲，否则无法想象我如何一次、又一次、再一次地跨越人生的坎儿？！”
去年春天母亲身体逐渐恢复后，随着疫情解封我必须回欧洲，先完成罗马歌剧院两年前未完成的《图兰朵》排演，然后去瑞典等待汉宁第二个孩子的诞生。向淑平电话中话别时，她笑说：“其实你也是母亲的定心丸，不是吗？你一来纽约，她就痊愈啦！”
一直想写母亲，但文章的题目颇费心思，母亲已经入了什么事都看淡、看开、看空的境界，用恢宏、高大上的字眼，似乎不适合她的脾性和行事作风。唉！灵机一动就借用淑平爱用的昵称——“定心丸”作了文章标题。
这里写下了从我记事起对母亲的印记，发现在比例上更多的是在数落和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，而这流水账样的文字，又恰恰表达了母亲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情况、任何需要时，给予我的身教和爱！
今年农历三月十九日（公历5月8日）是母亲一百零一岁生日，母亲欣慰的是儿女四人健在，四代同堂又能围绕膝下。
此文献给母亲，作为即将到来的生日礼！
江青：梨华，梦回青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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